中国文史之学的飘零与再生

中国文史之学的飘零与再生

　　

　　胡文

辉

　　

　　

　　

　　

　　　　一九九○年，史学家钱穆先生高龄谢世，曾亲炙钱

穆风貌的台湾学人逯耀东先生闻讯，绕室而行，口中喃喃说道：“绝

了，绝了，四部之学

从此绝了!”

　　

　　　　八年之后的今日，与钱穆同乡兼同宗的钱钟书先生也

遽归道山，我们即刻可以断定：《管锥编》之学从此绝了!虽然，这

未必代表着一个学术时代的终结，但此时此际，环顾海内外

汉语学术界，老辈寥落，自不免有花果飘零之感，而对文史之学在现

代中国的隐显浮沉，亦

不能不再三属意焉。

　　

　　　　钱钟书的学问，严格来说，是纯文艺学和语文学的

路子，以中国古典文学为重心；但中国学术有文史不分的传统，所以

广义来说，他的学问属于今日所谓“国学”的范围，用以前

的术语，亦即所谓“文史之学”。通俗而言，文史之学，等于以中国

古籍为研究材料的学问。近世以来中国学术

史的中央及实际成就，主要都在文史领域。

　　

　　　　

　　

　　　　中国文史之学的飘零，不在

今日，而在过去，在近半个世纪以前。

　　

　　　　一九五六年，钱钟书有诗《向觉明(达)属题LEGOUIS

与CAZAMIAN合著英国文学史》，其二云：“费绝胭脂画牡丹，翻新花

样入时难。覆瓿吾与君犹彼，他日何人访寒摊。(二十余年前

此书盛行，今则刍狗已陈矣)”五十年代，大陆易帜，学术界以革命

的马列为新学，以古典的文史为旧学，趋新弃旧顿成一时风

气。此处“翻新花腔入时难”一句，与陈寅恪一九五一年《文章》一

诗“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一作“白头学究心

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取喻相似，都是状写当时的学术气候，陈

诗是挖苦，而钱诗是疑虑。钱诗大意为：你我的著述无法趋

近政治潮流，如今不免被弃如敝帚，日后只能在寒落的地摊寻找了。

其时钱钟书不外四十多岁，恰是一个学人最佳的年纪，却正逢

一个学术不合时宜的时代，他又能有何作为?海外的夏志清先生就表

示：“他病倒之后，实际上不能写作了。真正可惜的是五十

年代，那是他的丁壮期，他却没能做更多的工作，就写了《宋诗选

注》和中国文学史的

唐宋部门。”

　　

　　　　在其他学人的笔下，也记实着当年的旧学零落之迹

。陈寅恪在一九五○年九月给友人李哲生的信中云：“岭南大学文史

之学自不必谈。已不独岭南如斯，全国皆如是也。弟在此亦

不外藉以寄命而已，亦未必能久也。”确实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号

称一代词宗的夏承焘先生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对当时

学术界，尤其是文史界，有细致的记实。如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日

记：有人旧瓶新酒，以旧学的名词比拟新学的内容：“今日

义理之学是站稳立场，考据之学是调查情况，词章之学是宣传。”一

九五二年三月三日记：在“三反”小组会上，后来以《敦

煌变文字义通释》名世的蒋礼鸿先生交代，自己是“自卑的自高自

大”，并发誓“五年不读线装书”!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记：友人丁怀枫分配到合肥藏书楼，“馆中人颇仇视线装书，轻视老

人员”。

　　

　　　　文史之学秋风摇落，与文史之学息息相关的旧书业

，天然也不免零落成泥。陈寅恪一九五一年诗《广雅堂诗集有咏海王

村句云“曾闻醉汉称祥瑞,何况千秋翰墨林”昨闻客言琉璃肆

之业旧书者悉改新书矣》云：“迂叟当年感触深，贞元醉汉托微吟。

而今举国皆沈醉，何处千秋翰墨林。”北京琉璃厂是明清以

来有名的文化市场，古书荟萃，学林所仰，如今新政权甫一建立，琉

璃厂已不能卖旧书，只能卖新书，陈先生

见微知著，已觉中国传统文化的寒冬将至。

　　

　　　　黄裳先生曾记述，五十年代初江南藏书大量流散，

而当时旧书业奄奄一息，根本无力收购，无数珍籍旧版只好入入还魂

纸厂，全部化为纸浆。有位书店店员在嘉兴还见到大批旧书

被用来做爆竹，其中竟有不少明版的白棉纸书，甚至有一部初印的朱

彝尊《曝书亭集》，他想买新纸跟爆竹作坊换回这些旧书，

不料被拒，因为新的“洋纸”做爆竹遥不及旧棉纸或竹纸，放起来不

响!还有，山阴祁氏淡生堂藏书的精粹，甫里许氏的遗书，都

保守了三百多年，清初文字狱、太平天国、清亡、日占……那样的乱

世都挺住了，可到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却星流

云散殆尽。黄裳的记述，正好与陈寅恪的感触相印证。

　　

　　　　

　　

　　　　中国文史之学，自五十年代初被打翻在地，此后匍

匐曲折，载沉载浮，又遇“文革”的大劫……一方面斯文扫地，文史

之学被扫入历史垃圾堆；一方面鸡犬升天，文史之学被引入

政治庙堂――最具代表性的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魏建功(音韵

学)、林庚(古典文学)、周一良(中国历史)四位名宿调入“梁

效”(“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搞“批林批孔”，搞“儒法斗

争”，完全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此为文史

之学实用的极至，也是文史之学耻辱的极至。

　　

　　　　直至七十年代末，极权意识形态解冻，纯学术开始

恢复一席之地，传统的文史之学也魂兮归来。一九七八年，是中国政

治的转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中国文史之学的复归。这

一年，上海《中华文史论丛》、北京《文史》联袂复刊。第二年，钱

钟书《管锥编》出版――钱当时接受中华书局意见，对手稿

作了删省，包括关于两性“云雨”之事的内容。《管锥编》第一版时，

在大陆并未引起多少注目，书店大量折价处理，倒是在海外

首先发生反响。八十年代初，钱穆在谈论大陆的文化与学术时说：

“最近大陆上，又泛起了许多读书人，这些人的年纪都在小

则六十，大则八十多，像顾颉刚先生就八十多岁了。冯芝生(友兰)也

八十多岁，他是坏人，不谈他了。……再举一个例子，像钱

钟书也不容易。过去他写《谈艺录》，宋人以下的文集，他都读。听

说他最近又写了《管锥编》，宋以前的文集怕该也读完了…

…钱钟书和费孝通不同，钱钟书不搞政治， *** 不注意他，所以在

政治上没问题。中国这么大，关起门来读书的有的是，慢慢

儿就会知道的。……科学技术可以向外国学，但文史却要在海内学。

虽然，过去大陆三十年对中国固有传统破坏，但毛泽东思惟

经由三十年也无法代替中国的文化传统。可见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不易

摇动的。只要有书在，只要中国的读书人还没有死绝，中国

文化的根是不会断的。”由钱穆的言谈，有助于归顾乍暖还寒时候，

中国文化与学术在大陆再生的情形。恰是从那时开始，《管

锥编》徐徐成为当代文史领域的冠冕之作，而钱钟书本人更被视为中

国学术的精神

象征。

　　

　　　　

　　

　　　　文史之学在大陆是度绝劫波，死

而复生，在海外却是一脉相承，不绝如缕。

　　

　　　　一九四九年，怀疑红色政权的知识分子纷纷流亡海

外。文史界的学人，去台湾的可以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群

体为代表――史语所主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自一

九二八年创刊，迄今七十年而不绝，是民国时期高级学术刊物中硕果

仅存者，正象征着文史之学在海外衰弱而顽强的生存；去香

港的，有原已成名的钱穆(在港创办新亚书院)，有以后成名的饶宗

颐；去美国的，有赵元任、洪业、萧公权、杨联升……当

然，还有负天下望、后来返归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

　　

　　　　胡适在一九五四年给杨联升的一封信中说：“中国

文史界的老一辈人，都太老了，正需要一点新生力量。老辈行将退

伍，他们需要两事：一、要多训练好学生为继起之人，二、

要有中年少年的健者起来批评收拾整顿他们已有的成绩，使这些成绩达到

GENERALLY ACCEPTED的境界。”胡适当时已考虑到文史之学

的传承问题。胡适与杨联升的关系在师友之间，杨恰是当日文史领域

新一代的中坚，对胡终生以师礼敬之，而杨联升又有一个著

名的学生，就是当代卓然大家余英时先生，余英时原为新亚书院第一

届毕业生及新亚研究所研究生，是钱穆的高足，一九五五年

赴美访学，又开始得到杨联升的指导。也就是说，他承继了双重的学

术线索，在他一人之身，凝结了中国文史之学在海外最杰出

的传承!余先生自己对文史之学的源流及兴衰是最明白的，他在评论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去来书札》一书时说：“一

九四九年胡适重返纽约时，当年哈佛校园中‘可与大谈中国文史之

学’的群英只剩下杨联升一人了。其余几位,纽约华人，借用胡的一

句名言，不但都已失去了说话的自由，而且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了。……从产生它的历史背景望，这一册书也未尝不可以说

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劫后余烬。这一堆劫后残灰，一方面虽然足

以供后世读者恁吊二十世纪中国所经历的沧桑，但另一方面

也必将会激发来者的弘愿，踏在前人所遗留的业绩上，重振‘中国文

史之学’!

”

　　

　　　　

　　



　　　　论年岁，钱钟书(1910―1998)与杨联升(1914―1990)是同辈

，杨联升有余英时做学生，而钱钟书呢?

　　

　　　　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矛盾：一方面，钱钟书享

誉之高，近世以来无人可及――所谓“文化昆仑”、“百代智者”之

语，不免难免过甚其辞，实为文人夸饰之言；可另一方面，钱钟

书却没有学术上的真正传人，他对当代中国学术主流的影响，似巨而

微，似深而

浅。

　　

　　　　其故何在?这有外因：在三十年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政

治气候中，钱钟书自顾不暇，遑论薪火相传之业?一九四九年他回母

校清华任教，但一九五三年即调去文学研究所，不再有培养

学生的任务；而且，他还介入《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和法译工作前后

长达十数年，下放干校三年，哪有时间和环境授业解惑?还有

内因，即学术取向本身的原因：一者，钱钟书在学问上最大的特点是

材料积累惊人，不仅博通中国旧籍，还涉猎多种外语文献，

他人首先就无法在阅读上具备平等的学术能力；二者，钱钟书既不以

构建新方法取胜，也不以开拓新领域见

长，这也使得他人只宜观望，难以学步。

　　

　　　　因此，钱钟书先生一去，

他的一代绝学确实也及身而斩了。

　　

　　　　钱钟书一九七二年写定的《管锥编》自序云：“遂

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赓扬。又

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怀，绠短试汲，颇尝评泊考镜，原以西

文属草，亦思写定，聊当外篇。”一九七八年在《管锥编》第一版时又

云：“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

不能急就。已写定各卷中偶道及‘参观’语，存而未削，聊为异日之

券。”可见钱钟书原拟继承收拾整顿出《管锥编》续篇及外篇。

外篇的研究材料是西方文献，续篇的研究材料仍是中国古籍――钱钟

书在给友人郑朝宗的信中，曾透露续篇所论包括《庄子》《

礼记》《全唐文》及杜甫、李商隐、韩愈、陈与义的诗文等十种书。

续篇及外篇之作，在钱钟书生前当未完成，

它们是否已有草稿了呢?还会不会有出版之日呢?

　　

　　　　也许，《管锥编》永遥不会有续篇及外篇了。而在

这个网络的时代，像《管锥编》那样集赅博之大观、绝记忆与搜集之

能事的著作，恐怕也不会

重现于天壤之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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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小便也要收三角钱?" "没错,小便也收三角."

"凭什么?"

"凭你能不能憋的住."



老婆在家等，我得早点归了，憋不住也得忍了